苏联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：在某次会议上，斯大林问：“集体农庄制度是否科学？”一位官员站起来回答说：“这肯定不科学，如果它是科学的话，应该像科学家那样，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。”
这位官员的回答很“科学”——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，成功后再推广到人类社会。但是，这显然是对科学方法的滥用！人和猴子岂能同日而语？
然而，这种荒诞仅仅是20世纪人类集体性癫狂的缩影——
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用“科学方法”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——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，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。他们宣称：“从个人的角度看，他们灭亡了，但从人类的角度看，人类进化了。”
于是灾难接踵而至：欧美各国相继通过“绝育法案”、纳粹以“劣等民族的名义”大规模屠杀犹太人、吉普寨人、斯拉夫人......1920年代，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“人猿杂交实验”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、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。
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、东欧等地用“科学方法”运行经济——用“计划经济”取代“市场经济”进行生产与分配，妄想构建起一个没有危机、没有剥削、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。然而，迎来的却是经济崩溃、政治动荡、人伦毁灭、文明倒退。人类曾深信，科学与理性会带来繁荣的天堂，而迎来的却是血腥的地狱。哈耶克在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一书中写道，真正带来世纪性灾难的是错误的方法论——“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滥用科学方法”。尽管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和“计划经济”等实验已经破产，但有些余毒至今仍未被消解，例如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。 1920年，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，他预言：乌托邦主义的实验注定只能带来混乱、匮乏和奴役。此文随后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《Sozialismus》——苏联计划经济开始于1928年。
1961年，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风靡全球的《经济学》中预测：“苏联经济将在1997年赶超美国。”——然而，1991年，苏联崩溃了。吊诡的是，萨缪尔森持续研究苏联经济，掌握了大量的数据。而米塞斯从未去过苏联，甚至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尚未开始，却能在书房中仅靠逻辑推理得出这一先知般的结论。可见，掌握信息、数据的多寡并不意味着离真相越近，如果思考的框架错了，那么谬误将会抢占人们的心智——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，将物理学方法论——“假设、观察、分析、验证”广泛应用，并试图用归纳法总结理论。结果，苏联铺天盖地的经济增长数据，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，幻觉置换了真相。而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，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，经济学必须根植于对人性的研究。米塞斯对“计划经济”的推理就是从“主观价值论”“人的行动学”等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，一步步推理演绎而来：古典经济学认为，商品有客观的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“价值”，而价格是围绕“价值”上下波动的一个现象。奥派鼻祖门格尔却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“主观价值论”：商品的“价值”是人赋予的，它只能分出高下，而不能衡量出价值的具体大小。例如，当你饥饿的时候，最想吃炒饭，而不是面条，你知道炒饭的价值大于面条。但是炒饭的价值是面条的多少倍，你是无法计算的。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尺度能真正测量“满足感”等主观感受。例如，一瓶水多少体积能用毫升来衡量，多少价格能用人民币来衡量等等。即便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能掌握全社会的生产要素，如钢铁、劳动力等等——它可以计划生产任何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民众的要求。当它询问民众的需求时，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心中对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——有人想吃面包，有人想住房，而有人会隐瞒真实想法等等。当经济活动结束后，由于缺少价格信号，它只能统计出消耗了多少吨钢铁，多少劳动力等等，却无法核算总成本是多少。由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可知，它无法得知每个人的需求是否被满足——经济活动的总收益无法计算。当成本与收益都无法计算时，就无法确定稀缺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。最终全社会陷入了匮乏与混乱——一开始还有土豆、面包和白菜可选，接着只能选土豆和白菜了，紧接着只剩下土豆，最后，什么都没有了......米塞斯认为，问题的要害在于“不可度量的人类主观感受”与“可度量的客观物质世界”之间缺乏桥梁——市场交易出来的“真实价格”，准确地说就是基于货币的经济计算。在乌托邦主义描绘的人间天堂中，由于没有私人产权，也就不存在自由交易，因此不可能产生“价格”，也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，长此以往，经济必然崩溃。 两种方法论的优劣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判断上，更体现在对基础经济学规律的证明上。1845年，英国人吉芬在爱尔兰发现：由于持续的大饥荒，土豆价格暴涨，但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依旧很大。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——“需求定理”：价格越高，需求越少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吉芬商品难题”。面对这一动摇经济学根基的难题，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与奥派随即展开了行动——我们可以通过二者对这一难题的研究论证，看出双方方法论的重大差异。
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家杰森与米勒到湖南做了一个实验：随机给当地穷人发放大米购物券，结果他们发现“吉芬商品难题”确实存在——补贴导致大米价格下跌，穷人需求减少，而补贴取消后，人们又开始迫切地购买大米。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，仅靠对人性的推理，难题便迎刃而解——他们认为“人行为的根据是对自己各种欲望重要性的排序。”——人们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：吃饱穿暖，相比之下，其他欲望都是次要的。正常情况下，人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满足后，其余商品会按照“需求定理”所展示的那样“价格越高，需求越少”。而在爱尔兰，由于大饥荒，“活着”成了人的第一的需求，只要有钱，首先要买的就是土豆，而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也必然减少——以前一顿饱饭需要3个土豆，而现在只要能吃到半个土豆就满足了。所以“需求定理”依旧成立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获得巨大成功的奥派经济学却被持续边缘化，甚至被诘难“与现实脱轨”，这种魔幻现实简直令人啼笑皆非。除预言“计划经济必然失败”外，米塞斯还成功预测了1929年的大萧条，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财富，还成功挽救了奥地利的经济。而“宏观经济学之父”凯恩斯和“第一代货币主义者”欧文·费雪持续研究美国经济和股市走势，结果，二人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——凯恩斯一半身家付诸东流，欧文·费雪不仅亏光了全部身家，还欠下了巨额债务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不仅20世纪的大萧条证明了奥派的预见性，我们在十年前亲身经历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也不例外：华尔街投资人彼得·希夫根据奥派理论推导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。而美国国会议员，奥派经济学家罗恩·保罗早在2001年就警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引发经济大衰退。而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面对英国女王“你们为什么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”的责问时，却说：“错的不是我们的理论，而是现实世界。”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“将人看作一个个毫无生命力的原子，试图用变幻莫测的数学模型去描述人。”这是典型的对科学方法的滥用。
▲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书影
奥派认为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“个人主义”——任何抽象的“国家、社会、民族”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，放弃具体的“人”而研究抽象的“国家”无异于本末倒置。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认为，人类的知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来源，那就是人类的理性。人类的心灵有独特的结构，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“先验知识”或者“形式的科学”，例如数学、几何学。康德认为人类是依靠“先验的知识”来认识外部世界的。“先验知识”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，而“经验知识”只是输入操作系统里的数据。米塞斯通过《人的行为》，罗斯巴德通过《人、经济与国家》为康德的“先验论”添加了一个新的分支，那就是经济学。在这两本巨著中，他们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，一步步重构经济学大厦。在奥派经济学的思考框架中，我们无需去背诵复杂的定理，也无需高等数学的复杂变幻。只需带着一个逻辑清晰的大脑和一颗理解人性的同理心，经济学大厦就会像变魔术一样，神奇地矗立在你的脑海中。这就是奥派经济学令人着迷的魔力。 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在人类伦理道德领域的较量同样激烈。三万只蜜蜂蜇死了三头牛，结果蜜蜂因为失去了蜂针也全部死掉了。于是养蜂人与放牛人对簿公堂——放牛人指责养蜂人的蜜蜂蜇死了牛，要求赔偿，而养蜂人控诉放牛人的牛害死了自己的蜜蜂，也要求赔偿。熟悉主流经济学的人一定由此想到“科斯定律”：到底谁是受害者，这取决于社会总成本，而法官应该按照社会总收益的高低来安排财产权的边界。比如，牛肉的市价高于蜂蜜，那么养蜂人就要赔偿放牛人。主流经济学认为，科斯定理强调了“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”，如此判决使得“社会总成本”降低，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但是，奥地利学派却不以为然，霍普在《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》中认为“科斯定理”严重侵犯了私人产权——●如果按照科斯定理运作，那么法官的判决将朝令夕改，同时让财产权的边界模糊不清。道理很简单，物品的成本和市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今天牛肉价格高，牛被蜇死了，是养蜂人的责任。但如果明天蜂蜜价格比牛肉高了呢？是不是意味着法官的判决随时会跟着市价而改变。——这将导致社会不存在稳定的财产权预期。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根基，一个产权预期不稳定的国家，就不会出现繁荣。
●科斯定理认为，谁成本低，谁承担责任。但是这里的成本仅仅是“货币成本”，但假如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心理成本，又该怎么计算呢？比如，蜜蜂蜇死的牛，是农夫和妻子共同抚养的，它见证了一对夫妇的爱情，这对他们来说是“无价”的。
——正所谓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。”国王都不能侵犯我的私有产权，凭什么以社会总体利益的名义就能使侵犯就变得合理了呢？●科斯定理把每个人的财产权加总当做一个整体来计算，这真的合理吗？举个小例子，小王和小明的工资都是一万元。现在小王和老板谈判，把小明的工资变成五千元，自己的工资变成两万元——二者整体的收益从两万元变成了两万五千元，总体利益增加了。小明会同意吗？——不同人之间的价值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加总计算的。
“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”的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，为何像“科斯定理”这样以“社会总收益”“集体的利益”的名义侵犯个人私产的荒谬观念仍能被主流经济学界不断追捧呢？这将导致怎样的后果？哈耶克在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中的回答振聋发聩，“自从科学方法论统治人文社科领域后，致命的自负者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——社会’‘国家’‘阶级’，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‘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’，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，他们追求价值中立，驱逐价值判断，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。”黑格尔说：“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，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”20世纪，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，对科学方法的滥用，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，至今仍让人仍心有余悸。但遗憾的是，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——区块链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，但人类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：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，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“大数据+人工智能”复活“计划经济”。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，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，但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也因此重新抬头：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，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，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，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，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，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。 “实证主义”经济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，在致命的自负中无法自拔，仍旧幻想用几个抽象的函数模型就能还原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。历史的斑斑血迹为何未能唤醒人类？究本溯源，我们只不过在认知上摒弃了“纳粹主义”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等错误思潮，却对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——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，依然趋之若鹜。用错误的方法论批评错误的思潮，其结果是，那些错误的思潮一次次的改头换面，并卷土重来。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，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艰难，这正是哈耶克写作《科学的反革命：理性滥用之殇》的初衷。在书中，哈耶克把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，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“社会规律”，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人，称为“唯科学主义者”。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，或者故意忽略一个事实：科学研究的观察对象，都是拥有确定的、具体属性的物，比如地球、月球、铁元素等等。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，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变化，这是科学的根本前提。然而，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、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，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“涌现现象”，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。 “唯科学主义者”所构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学的基本前提，恰恰是对科学的“反革命”。刘业进老师说：“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，用‘科学与工程思维’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，因此，哈耶克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。”有人误以为《科学的反革命》表面上关注的是“经济学到底该走哪条路”，但实际上，它警惕的是“理性的滥用”，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，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。本书曾一度绝版，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，携手译林出版社与国内一流翻译家冯克利教授，有幸复活本书，点击下图，可独家收藏。（还可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，以及本文多次推荐的米塞斯、霍普、罗斯巴德撰写的“经典著作”）